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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涛:行医行善,仁者不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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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涛,上海人,1979年参加高考,应家人之所求考入苏州医学院,五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工作至今,现任胸外科主任。


他说,当年的他有许多爱好,在中学、大学时期,还是一名跨栏纪录保持者。但受两个医生舅舅影响,他认为医生对社会、对家庭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职业,所以选择学医。


如果不做医生,文武双全、爱好广泛的马海涛还可能有许多阳光大道可选。


他说,他还曾成功地鼓动了两个表弟学医。至于为何劝人学医,马海涛真诚地认为医生是非常崇高的,是在做善事。从医35年,得选对职业了,至今旧热爱着这份工作


为此,马海涛还补充道,他的办公室墙上正挂着一幅“仁者不忧”的字画,正是他的座右


“医生是仁者,做善事的人;一如古人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人命的人,做善事的人,是没有忧愁的。所以,尽己所能为患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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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马海涛与“仁者不忧”


简历


马海涛,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研究室主任,大外科副主任。


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全国医师定期考核胸外科编辑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胸外科分会食管癌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江苏省胸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胸腔镜专业委员会常委,江苏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腔镜学组组长,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食管癌学组副组长,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胸外科分会常委,中国胸外科肺癌协作组(CLCCG)成员,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STS)会员,国际肺癌协会会员(lALC),美国肿瘤协会(ASCO)会员,中国肺癌杂志编委,中华胸部外科杂志(电子版)、肿瘤学杂志等编委。


“仁者”行医


何为最好的医疗服务?


评判一项临床研究的疗效,我们有总生存期(OS)、无病生存期(DFS)、无进展生存期(PFS)、客观缓解率(ORR)等等指标。但是,马海涛认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是OS,活得长才是金标准。同时,我们还要强调生活质量,考虑家庭背景、药物毒副作用的问题。无论是传统的放化疗方案,还是时下大热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都会存在效价比的难题。


1987年,癌症支持治疗多国学会(MASCC)提出支持治疗定义为“癌症支持治疗是预防和管理癌症及其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包括:躯体和心理症状干预管理,从癌症诊断、治疗及治疗后全程的不良反应管理,优化康复、第二癌症预防、癌症生存者、终末期疗护也是支持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涉及人的科学,似乎很难完全套用公式。马海涛甚至表达了传统观念也会影响最佳支持治疗的实施,“中国人有一句古语,‘好死不如赖活‘,即便生活再艰难,我也要活着。这种观念实际上会让整个家庭痛苦不堪,同时也造成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


“明明知道这个患者不行了,你就没有必要花大量的时间或高精尖的诊疗技术给他用。最佳支持治疗就是让患者平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刻,而非积极治疗,这也不是说没有良心,或者没有医德。”因而,马海涛在访谈中表示看好毒副作用较小的靶向技术和立体定向体部放疗技术(SBRT)等新技术、新疗法在临床应用的前景。


在马海涛眼里,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和诊疗决策方案势必是临床指南与患者意愿相结合的产物。


“我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观摩手术的时候,发现美国顶级胸外科专家演示的病例并不属于手术指征范围内。追问之下,那里的外科医生告诉我,这位患者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要求手术的。而他也坦承,这里遵照NCCN指南进行决策的比例确实不高。”无论在经济多发达、医疗技术多高超的地方,医生都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需求来治病。


但是,作为拥有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马海涛认为国内医生应该通过多学科讨论,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精准有效的诊疗方案,其中结合患者的经济情况,帮助患者做出最佳的决策。


“最后的决定权当然是要由患者来做出的,这个需要我们医生和患者及患者家属充分沟通,让他们在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在沟通环节,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医生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做得更细致一些。”


“老苏州人”


马海涛自称为“地道的老苏州人”时,笔者不禁为他那独具魅力的儒雅气息点头回应。


生活在苏州50余年的时间让他能够不疾不徐地道出了他的家乡“由伍子胥建成“,有“2500多年”的历史,坐拥“一千多万人口”。姑苏城是个“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古典美与现代化兼具”的好地方;而这方水土,养育出来的老苏州人更是“知书达礼”、“吴侬细语”。


在教育育人方面,马海涛作为苏州大学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还拥有教研室主任等重要的教职工作,特别重视培养年轻医生,对学生的要求会有一套准则,“第一,做人要正直,做个好人;第二,要有善心和同情心,这是医生最基本的东西;第三,要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第四,要谦逊,不能因为自己会开一台手术就狂妄自大,这是大忌。”


这位“老苏州人”对年轻医生的四项基本要求,道德规范便占了三条。


马海涛认为,医生既是一份职业,也可以是一份事业。在成为一代名医之前,行医者应该尽己所能,为患者解除病痛,给患者信心和温暖,是一名医生最起码的医德。


而在学术上,他也毫不例外地“唠叨”下级医生应抛开个人立场,以患者为先,以“仁”为首,例如,下面这番用于解读“全程管理”的话语。


“我们不是开刀匠,研究如何治病,如何让患者能够获得最大的生存获益或提高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单单靠我们外科医生是不够的。”


“全程管理”从小抓起


继加速康复、MDT综合治疗等理念的普及,“全程管理”理念被提出,马海涛认为这是专科精细化的必然趋势。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外科医生就像一个‘老大’,患者来求医,能开刀的留下,不能开刀的或者开完刀的,该去哪科就去哪科,当时除了手术,其他的疗法的疗效相对都较差。每个学科不是没有联系,却也相对没这么紧密,宛如都在单打独斗。”


随着社会进步,现代医学不再允许外科医生只单纯地做一个“开刀匠”,还对外科医生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光要精于术中,将手术做精细,还要慎于术前,将手术指征把握到位,勤于术后,将手术的并发症降到最低。”


这看似常规的要求,马海涛认为作为外科医生,知识面要足够广,需要付诸更多的努力。“我们要了解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与数据,包括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放射治疗,以及新技术的应用,例如人工智能;力争搞清楚新领域的原理,还要注重边缘学科的进展。外科医生只有这样,才能连结各科,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此,马海涛会专门耗费一部分时间去参加各个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


如今,每个学科都有本学科的指南和共识。他认为既然强调“全程管理”,外科医生就应该多参加一些综合性多学科会议,不断地向其他专科医生学习;多看相关领域的文献与研究。


要切实做到“全程管理”,他认为年轻医生应该从入行开始培养“全程管理”的意识,而不是作为一个医生到达一定层次和地位才去执行这件事情。加速康复理念和MDT综合治疗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客观条件,但“全程管理”更多的是倚仗各自修行。



选择了“脑转移”


不乏胸外名家首推“早诊早治”理念,侧面证明了晚期肿瘤的诊治相当棘手曾经有一回,马海涛无论多努力也留不住他夫人的舅舅离开的脚步,“(他是)肺癌术后脑转移,我已经采取许多方法,生存期仍然不理想,病程进展非常快。” 脑转移经常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一。


家中长辈的离开,或多或少燃起了马海涛攻克肺癌脑转移的欲望。


马海涛已多次在国内会议中分享过非小细胞癌脑转移患者的诊疗经验,他简单介绍了脑转移的基本情况:“脑转移有先发现的,也有后发现的;有单发性的(寡转移),也有多发性的。但,脑转移预后和生活质量都非常差”。


从2005年开始,一些靶向药物陆续进入世人的眼中,小分子结构和低毒性解决了化疗药物无法穿过血脑屏障和副作用巨大的问题,“尤其是第三代靶向药物奥希替尼,对脑转移的患者尤为有效。我们大可以根据全程管理的理念,将姑息性切除手术与靶向治疗联合应用于EGFR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延长生存期。只要这个转移灶不在功能区,那么这些患者的生活质量仍然能得到保证”。


这里有一个约发生在2009年的病例。一名女性右下肺腺癌患者,约40岁,在术前常规检查期间,突发昏迷,但右下肺病变属于独立病灶。经脑磁共振检查后,发现脑膜转移。正处于马海涛束手无策之际,恰逢第一代靶向药物吉非替尼刚进入中国市场,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为患者争取了为期一周试药的机会。


“那会儿,患者是昏迷的,不能吃药,我们就通过胃管把药打进去。非常神奇,这位患者两天后就醒过来了。我便把她转入肿瘤科,继续服用吉非替尼。但由于当时一颗吉非替尼需要500余元,患者由于无力负担,停药后又出现昏迷。我后来还给她申请了一些免费用药。而这位患者为了维持长期服药另觅渠道购买了印度药,四年后才离世,而且据说生活质量相当不错。”


能够延长四年的时间在十年前发生脑膜转移是特别罕见的一件事情。马海涛事后分析这名患者极可能是EGFR基因突变高表达人群,这对于EGFR基因突变达到50%的亚洲非小细胞癌患者来说,“这个药是上帝带给我们的礼物”。


马海涛希望更多的肿瘤患者都能够因为医学的进步而延续生命,所以他在从医的路上,一直在为患者寻觅最佳的诊疗方案。


但,并非每一例患者都能够通过数据分析来获得最佳答案。他也说了:“医生不是神,我们做的事情都很有限。”


仁者也“崩溃过”


晚癌诊疗经验越丰富的生越会比其他医生承受更多的无力感,但随着许多抗癌药物和医学仪器被研发,这种无力感也日趋减


早年间,马海涛也曾遇到过一些开胸后由于肿瘤外侵严重,无法切除的患者,“我们无能为力”。如今影像技术高速发展,术前评估越发严谨,马海涛团队的手术指征已把握相当到位,其精湛的医术与丰富的经验早已鲜有类似的无力感。


然而,就在上周,马海涛为一名中晚期食管癌患者手术后,过程顺利,术后化放疗方案的磋商却让他感到“崩溃”,“我和患者的夫人沟通后,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这个家庭是多灾多难的。


这位食管癌患者的父亲早年因车祸去世,母亲患有白血病,患者的夫人刚确诊肺癌,治疗的时间还不长,而二人的小孩也因车祸在10岁之时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我在和这位患者的夫人沟通期间,她一直哭,是另外一个亲戚给我补充了细尾。在那一刻,我是崩溃的。而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让她丈夫活得更长一点,生活质量更高一些,尽我所能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仁者可以不忧,但并非无虑。

后记


马海涛受访于ESTS病例挑战赛广州站会议现场。在上午的讲座结束后,他用餐20分钟后,便应约来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小会议室。在采访间里,会务方架设了一个拍摄专家形象照专用的背景板和摄影机,偶尔会有几位专家会被引领进来拍照。不到1个小时后,他被数度通知是时候该参加下午的评审工作。


最后,笔者主动添加了马海涛的微信,却发现他的朋友圈已被关闭。在亟需表达的新媒体时代,他选择了不表达,只留下了一段与现场杂音不相匹配的、柔和的录音,缓缓地诉说着姑苏城的静、苏州人的雅,以及那幅字画——“仁者不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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